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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抑的清朝王爷们的生活  

2005-12-21 01:09: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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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周三联的封面是王府,我本来最直接的兴趣是,王爷们的生活如何豪华奢侈,怎么个花天酒地,结果一采访发觉还真不是那回事。原来王府的生活苦哈哈的,至于是怎么个苦法,详情看三联生活周刊,今天先发上来我分析的原因——这个稿子主编没有用,我想他肯定是比我清楚这事情,觉得我说的没意思,不过对我来说还是觉得新鲜,就先发上来。
   事实上,我想写这个东西,还是因为我其实在采访的时候很是感慨,觉得清朝的八旗制度在当时真是个先进的制度,难怪是要得天下的,有兴趣不妨谈论一下
 
 
八旗制度下的北京城和王族生活
导语:
清朝的统治是建立在兵民合一的八旗制度上的,正是这样的制度塑造了“历史上最刻板的北京城”,也是这样的制度最终塑造了管理王族的“历史上最严苛的各种礼节”,在这内外两种环境下清朝的王府生活“可能是历史上最压抑的王族的生活了”。
兵、民合一和营、城合一
简直就像是个大兵营——清史专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员研究员张书才喜欢用这样的说法形容清朝时期的北京内城。按照他的描述,当时整个内城就只有60万人,没有繁华的商业街道,除了零散的几家商户,有的就是集中在寺庙旁边隔天一次的庙会。城内是大片大片的空出来的绿地,中间一座座按方位排列的王府,王府旁边是整齐的一牌牌片房,里面住着的八旗子弟兵。 这种城市面貌的背景是“内城的居民就是八旗子弟兵,整个子弟兵被一种强大制度管辖着,他们的生活是异常严谨而且苛刻的,他们被规定不能做生意和做工,而且内城里不让汉人居住,所以整个北京内城热闹就只有零散的一个些被特许保留的商店以及一般两天一次庙会,那是城外的汉人推货进来的。”
“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用军事化的方法管理着一个城市一群王族。”北京市民委前副主任、北京政协文史馆研究员赵书对记者说:“有一个数据,1644年进关的时候整个北京内城总共居住有包括王族在内的八旗子弟60万人,等到光绪年间再一次调查时候,整个人口还是60万人——这种现实背后可想是多么强大严格的管制制度。”
 “清朝能得以建立和它实行的八旗制度有关,从现在的角度看,比起此前的其他管理和统治办法,八旗无疑是很先进或者起码很有战斗力的。”赵书对记者说。所谓的八旗制度实际上是游牧民族发展的特殊管理制度。最底层是牛录,也就是后来的佐领。满族是狩猎民族,白山黑水地区地广林深,要进山打猎必须集体行动,这就演化成了后来的牛录。当时满族所在的地区,各方势力斗争激烈,而且生存条件恶劣,所以牛录又慢慢发展成既是生产单位又是军事单位,到后来通过血缘、地缘形成利益共同体,变成行政单位,几个牛录集合在一起就变成一个旗,发展到后来就变成了一个军事化下的群体组织,几乎全民皆兵。
“努尔哈赤的帝国就在于他善于运用这个制度,在此前自然制度的基础上,他把牛录按比例划分,并且规定所需军政费用、车马、驭夫以及士兵的来源以牛录为单位按比例征收,而每次战争所得俘获,掠夺的耕田种地、居住地方、财物也按照牛录的单位摊分。也就是说加入这个团体,等于加入一个利益共同体,它能保证你按照比例获得组成合力后所形成的强大势力带来的收益。所以时常会有头人率领自己的本部投靠,而努尔哈赤参照投靠队伍各个头目本来的地位给他们牛录额真等职务。事实上清朝的前身后金通过这种方式的建制更像是个军事捆绑下的利益联盟。努尔哈赤就是通过不断的联合力量最终形成相对多数获取利益,又把这些利益按照比例摊分,完成一个获得疆土和权力的循环。这成了后金茁壮的开始。”张书才对记者分析道。
随着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的过程中越来越多人加入,也开始有被俘虏的人成为依附在各个牛录底下服伺的下人,他就延续旧有的牛录制度,改组扩大,将全部女真人和一些蒙古人、汉人遍入牛录。万历二十九年(1963),一牛录为三百人,分黄白蓝红四色,到1615年,随着疆土的人员的扩大,设置牛录额真为管理,一牛录三百人一额真,五牛录为一甲喇,设甲喇牛录额真一名,五甲喇为一旗,设固山额真一名,梅勒额真两名,将原来的黄红蓝白四色‘镶之为八色’这就是八旗的由来。后来随着人员继续扩大,皇太极又增编蒙古八旗、汉军八旗统称八旗。。
“可以说就是这种利益均沾的制度让满族赢得了天下。”1644年清兵入关前夕,整个满洲八旗有三百一十个佐领,蒙古八旗有一百一十八个佐领,汉军八旗一百六十四个。根据《清世祖实录》的记载,顺治元年(1644)年4月,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滚率军攻明时,能让他带的兵也就是“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王等三王,续顺工兵。”满洲、蒙古八旗共有四百二十八个佐领,每个佐领二百人,有八万五千六百人,三人抽二,能征五万六千八百名。汉军八旗加上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也不过十余万名兵丁,仅仅是当时李自成百万农民兵的八分一,也只相当于张献忠大西军的五、六十万的四分一,如果把当时农民兵和南明朝部队及地方抗清义军加在一起,有两三百万,相当于清兵的20倍。
这个时候摄政的多尔滚充分应用这个制度的优越性,一方面对与内部,颁布“即位恩诏”,用圣旨的形式在保证原来允许克扣大部分俘获的条件上宣布按照还会按照战功封爵,顺治六年就明确确立了后来了制度,把宗室封爵十等,并确认了后世子孙共享受今日功业的规定,使得作战不仅成了今天的利益,还成了可以保证后代的基础,如果能在那场战争里得到利益将被保护让下辈儿孙享用。这就极大地调动了当时内部的旗主。而对外也是采取不区分的办法实行同样的规定,也让投诚的汉军迅速扩大,1644年,摄政王多尔滚对吴三桂的劝降书中,就直接提出“今伯若率众来归,必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根据《清实录》的记载,被封赏的汉军贵族就迅速增加了两倍,可见投诚的汉军数量。也是靠着这样的制度,清朝迅速获得了天下。
清王朝正是在这种极度细致化的军民组织观念下建立的,所以在1644进入北京城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是照着传统的做法,把核心领地变成一个精锐部队的核心营地。北京城里的汉人被搬出,限定两年内自行迁出,进驻的八旗子弟兵按照五行方位依次围绕着位于中间的皇室分布,而王爷的前身就是这些后战功的旗主们,他们的王府建筑在旗所在的领地里,周围围绕着所属旗下面的子弟兵居住的片房——这就构成了清朝北京内城独特的模样。“这种军事化思想下的建制不可能允许有太多享受的部分也不会允许有太多多余的人——一个王府里能继承爵位的就一个王子,其他的如果没有通过考试或者其他方式被封赏就有被赶回东北的可能,而到下面的子弟兵,一个家庭能继承原来职位的也就一个人——每一个八旗子弟兵都被编入,连职能都是世袭的,比如父亲本来是烧炭兵儿子继承的也是这个,至于要其他功名那也要通过考试,其他没有继承的孩子就要被赶出内城,所以整个内城根本没有闲暇人员,除了特许保留的原来汉族的个别店铺也没有能提供其他生活服务的人,在这种兵营建制下的内城里,又几乎很难有其他的娱乐设施,” 张书才说。
危险的旗主权力和被压制的王族生活
“这样的制度有个危险,就是权力不够集中。”赵书说。为了鼓励作战,还没有正式进京前还对利益放开,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有个政策“任其偌掠”,就是说一个旗战斗所俘获的人口、畜生、财物除了上缴很少的一部分归公,其他全部留在自己旗里,由于满族之前是个游牧民族,所以他们习惯把人带在身边,无论努尔哈赤或者皇太极时期都鼓励采用同样的政策,抗拒者杀,降者编户,俘获者为奴。他们习惯带着俘获的人,四处征战,一到占领了土地庄园,就把一些人编户留下来为自己耕作,边俘获人边扩大地方。占领的土地越多俘获的人也多,就有越多的经济收入,也就有更强大的实力,“这样每个旗的力量和利益就直接来自于它的战功,在这样的背景下,就变得好战而且善于占领。”
这个政策也成了势力迅速做大的根本动力,在这样的制度下努尔哈赤以及他的继承人只能是整个联盟的盟主,并没有太多掌控形势的能力。特别特别是进入辽沈之后,各个旗在俘获大量人员和庄园后,从一个纯粹的战争组织开始落地,演化成具有管理各自占领的庄园领地的实际组织,具有独立的军政财刑,各个旗的旗主自然而然组成当时最高的决策集团。根据《清实录》的记载,旗主们有充分的权力,那时候的领导努尔哈赤甚至只是最终的拍板者,一般政策都要经过八旗共同多数讨论决定。甚至在努尔哈赤的遗书中都交代,“新汗又把贝勒商议后任置”,是任置而不是拥戴,这表明的最终的权力归属不是名义上的领导人,汗的力量是非常微弱的。
事实上,努尔哈赤留下了个伏笔——重要官职却规定不让掌握兵权的旗主宗室占据,从后金国开始就为异姓所占据——这不仅给其他族群精英提供利益参与的机会,增加了议事的能力,也实际上在旗这种军事组织中形成另一种力量。当时八旗虽然各有旗主,不过八旗都各自设置管理的最高负责人“额真”,一般都是异姓,1626年试图加强中央集权的皇太极进一步通过规定强化额真的权力,使得额真不是以属下身份为各旗主服务,而是有着和旗主们形成对等的议政的权力,而且额真还掌握有“稽查”权力,是旗中掌握行政和司法的最高官将。到了后期额真再次被进一步提高权力,也成了汗制约旗主的另一种力量。
但是这种力量在进京后终究不能配合皇帝形成抗衡其他王爷的力量。八旗中正黄和镶黄是直接由皇帝管辖,其他六旗的旗主也就是王爷分配管理六部,各个王爷拥着自己旗各自的兵权左右政治。“不过因为各自利益,他们也相互发生斗争,睿、豫、英三王拥护睿亲王多尔滚,而郑、肃二王以拥护新帝为理由抗衡,到1650年随着多尔滚的病逝,郑亲王以拥护皇帝为理由清洗睿系人马,将睿亲王府统领的正白旗并入顺治帝原本的正、镶黄旗,变成掌握在皇帝手里的上三旗,强化了皇帝的权利,与此同时因为长年内斗诸王的势力大大削弱,顺治帝趁这个机会,开始擢用原本在各部有议事权力的额真以及培养自己的心腹,顺治九年1652三月,取消王、贝勒管理部务的权力,到康熙十三年甚至直接干涉下五旗事务,取消其他五旗对基层官员都统的任用权力而转到皇室手上。至此王府被彻底掌控。”赵书介绍说。为了防止后来出现反复,顺治帝在此前一体系制度的制度上通过发展礼节来完成控制的细化,制度细致到各个方面,比如王府与王府间不能来往,在传统上王子不能担任文职官员,而是继承已经被虚化的武职爵位,如果要担任文职要和一般庶民一样经过八股选拔,甚至细化到生活起居各个方面,比如宴会皇帝准你喝什么多少酒要是多了还要被处罚,甚至干脆还派官员到王府帮忙“管理王府的事物”。
“当时清朝王爷们可以说是最苦的王族了,你看王族不能相互往来、不能出城40里,不能随意邀请聚会,而且因为居住在内城的满人不准经商也没有太多热闹的街道可以逛——但是这才是真正的清朝王族生活。”赵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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