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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最后的香港黑帮大佬  

2010-04-03 15:21:5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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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

香港黑帮大佬的现今与过往

 

导语: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经济爆炸引发各行业的暴利,在还没建立秩序的初期,吸引了诸多暴力的介入:结盟、厮杀、算计、出卖、火拼……时代制造了庞大的黑社会帮派。

四、五十年后,社会秩序的一步步清晰,这群黑帮成员的生存空间越发狭窄:帮派瓦解、没有经济收入、身体衰弱残疾、不吸毒就痛不欲生、没有任何亲友相伴……

再强悍的黑帮大佬,都无力抵抗时间的屠杀。如今,他们面对着生存的困境,毫无招架之力。尝试拯救他们的,只有那些已经脱离黑社会的曾经的大佬们——他们现在是牧师、义工和企业家。他们进行着这一辈子最大的拼杀:对手是时代,输赢的代价,就是弟兄们的性命。

对这群曾经的大佬们来说,这是他们对自我过去的救赎,是一代人对以往那个时代的救赎——这是香港的救赎。

阿力

 

阿力死了。

这个当年的香港黑帮大佬,几次惨烈的拼杀都躲过了,却在即将脱离黑社会时,选择了自杀。

郑牧师接到这个消息,是在晚上。他还在教会里。这是个特殊的教会——主持工作的郑牧师以前是黑社会成员;郑牧师的主要助手龙哥,以前是帮派大佬。郑牧师认识他时,他还是个几十个小弟前呼后拥的帮派老大,而现在他常常抱着孩子不肯撒手,每天八九点就准时到教会报到;而教会的所有学员,全部都是当年的黑社会成员。

一接通电话,那边就传来了哭过的鼻音。郑牧师已经大概知道结局了,亲属最终给出的说法,阿力的死因是吸毒过量,“看样子应该是自杀,哪有一次打一整支的毒品”。

本来再过一天,阿力就要重新回到 “新生园”了。这是教会设立于山区的戒毒中心,现在有二十多个和阿力一样的黑社会成员在那戒毒。

脱离黑社会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戒毒,以前混黑社会的几乎都染上毒瘾;第二步就是重新在社会中找到生存的途径。针对这两个步骤,郑牧师特意把这教会分成了两大组成部分:前期先送到位于山区的新生园里去隔离戒毒,后期则在位于闹市区设立的教会完成,大家一起来到这唱圣歌,定期参加分享会,并尝试接触现实生活。

第一个阶段其实是最简单,“特别是现在毒品的质量下降,都掺杂了很多杂质,以前至少要将近20天,身体的瘾才能戒掉,而现在多亏黑社会无良,毒品质量下降,三、四天身体就能脱瘾。”最难过的关卡,是“内心对黑社会的脱瘾”,“以前的朋友、生活圈,经济来源、生活方式都在那里,要全部摧毁,再重新建设,那真不容易。”

阿力去年是自己找到新生园来的。主动,代表他在主观上真的很想脱离,“上帝说了,我们要救你,必须你先伸出手”,“当你伸出手,我们就不能不救。”

阿力就是在第二个步骤失败的,不仅复吸,还回到以前那帮弟兄那里去了。

郑牧师本来打算的是,等阿力回来,组织一个分享会,让他把问题说出来。如果只是没有找到进入社会的工作机会,郑牧师在考虑找姜炳耀帮忙——那是另外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黑社会大佬,现在的身份是一家装修公司的老板,这家公司专门收那些有黑社会经历、现在改邪归正的人。

事实上这次也是阿力主动提出回来重新戒毒、重新开始“新生”过程的。为什么给了自己机会,却最终在即将到来的一刻放弃得这么彻底?

郑牧师挂完电话,从自己的办公室里走到大厅来,大厅里十字架立在一个垫高的台上,下面摆满几张塑料椅子,这就是他的教会,一个用租来的写字楼改造成的教会。除了那些曾经的黑社会老大用笨拙的手剪出的一些装饰花纹,还歪歪斜斜抄写的圣经的一些选段,这里并没有太多神圣的气息去安抚和支撑他。他没有重新打开已经关上的灯,一个人坐在塑料椅子上,借着旁边高楼的霓虹灯投射进来的模糊的光线 ,默默看着台上的十字架,呆坐了很久。

 

“那个香港”

 

“那个香港”——这是郑牧师喜欢用的词语,这样读起来,似乎自己和它已经保持足够的距离。

 “那个香港”在地理上确实不存在了,当年发生过几个拼杀案的“中国宫”、那几个帮会的“档口”都早已不在了,但“那个香港”却还以刀疤、刺青等雕刻在阿力、龙哥所有曾经黑社会成员的身上。郑牧师还觉得,包括阿力在内的、现在过得很窘迫的这些黑社会成员,就如同庙街柱子里的子弹孔,波兰街某个巷子里的血迹一样,都是“那个香港”的残迹。

如果时间退后30年,郑牧师是家境虽然不错,却在中学时期被人用毒品钓进黑社会的小混混;龙哥则是没有太多生存空间的大陆移民家庭中,典型的那个刚烈的孩子,在父亲因为无力抚养家庭、产生家暴的过程中,砍了父亲跑出来,加入黑社会中的一个。

“当时这么多人加入黑社会,说起来背后大概也就这两类故事。”对郑牧师这样的人来说,加入黑社会是因为当时香港黑社会膨胀得太厉害,触须深入到校园的结果;而对龙哥这类人来说,加入黑社会是因为,当时黑社会是底层家庭求生存的一条现成甚至“被认为不错的路”。

事实上,在“那个香港”里,不拜老大根本没法生活。比如儿女长大了,想把房子扩大一点不行的,买了新东西要搬东西也不行。如果跟了一个大哥,自此一切就顺利起来了。郑牧师还记得那时候,一家理发店的洗头师傅不加入黑社会就要多做工,少拿钱;开小巴的如果不加入黑社会,基本不能进站上客。

    曾专职研究过香港黑社会的丘海雄教授认为,所谓黑社会,就是当一个社会有利益的空间,但没有建构出利益的秩序,就有些人用最粗暴直接的方式去争夺,争夺到又发展出一套暴力秩序去维持,这就是黑社会。

     一切开始于突然的经济爆炸。香港的经济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因为成为商品中转站和亚太区港口,经济突然发展,有了旺盛的消费力,每个地区都有娱乐场所、多有黄赌毒。利益空间突然膨胀了,当时的英国政府却没把这个殖民地这个“养子”太用心经营,没有跟着推进很多社会秩序的建立,“结果自然有暴力去介入,构成秩序。”

     也因此,那时候的香港,简直是个暴力和暴利的狂欢地。当时的帮派发展得很细,不同帮派有不同分工,迎合着可以牟利的空间:“比如‘和字头’在黑社会中有36派,他们主要是经营地面上的东西,占地头经营黄赌毒,而‘十四号’中瘾君子为数不少,所以手脚脏,小动作很多,专门做脏事;‘和核桃’因拥有做汽水的‘水房’而被称为‘水房’,其中大部分手下身体健壮,又学习很多功夫,比如咏春拳等,所以会出来做收债、看场……”。

当时的帮派甚至构成了一个个“小社会”。每个大帮派都有一整套类似政府机构的组织,“采用类似大陆国企那种终身保障体系”。“吃喝玩乐帮派包,看病旅游也是帮派包,工作也是帮派包安排。” 这种力量还渗透到政府里了。“如果有人被抓进监狱了,有钱的组织,一般都会为其在监狱里提供很多资源,比如香烟,钱等,也会帮忙疏通监狱里面的警察和监狱里的‘话事人’。以致有些人进监狱了也不愿出来,因为里面生活很好,吃好住好。有钱的时候,听说还可以为当时的每一个狱警提供‘劳力士’手表,如果伤人致死了,没有家室没有顾虑的,会一个人站出来把罪认了,自己受,就不用连累全部人。”

但那种秩序注定不会持续很久的,在丘海雄看来,这是殖民地的香港碰上突然经济爆炸的结果。“这是历史的异常时期,但对他们一个个人来说,这就是一辈子的命运。”

 

规则

 

突然间抽出刀,龙哥就领着两个人,这么冲进尖沙咀另外一个黑帮组织的档口,“他们当时有三十多个人正在数着收来的保护费,怎么都不相信,还有敢打劫黑社会的,没回过神来,已经被我们砍得落荒而逃。”

这是龙哥当时震动香港黑社会的一战。经过这一战,龙哥成了几大帮派几个大佬都极力想拉拢的人。龙哥最终跳槽到另外一个老大手下。帮派给他配了几个手下,一下子提拔到高层,在香港一下子轰动了。当时龙哥23岁。“用香港黑帮的说法这叫‘平地一声雷’,就是突然冒出来一下子上位”。

龙哥确实是个有帮派天分的人。他14岁和父亲吵架,拿把刀砍了父亲之后就离家,然后睡到一辆货车里开始了江湖生涯。最开始的阶段,他跟着其他大佬打打杀杀,他成了当年最著名的打手,总是两三个人,单挑二三十人,然而,“钱一直不多,命倒是几次差点都没了。”

直到有次,老大叫他去办个事,去到目的地,竟然有对立帮派的人等在那堵他。他边死命逃跑,边想,“难道是老大出卖我?”、“他为什么出卖我?担心我上位?”。

“那一刻我知道黑社会是什么了,一个字,钱。别讲什么义气,那些都是骗人的低级手段。”

他开始单干了,也一直在琢磨混社会的技术: “钱从哪来,就是些有暴利的链条,有暴利的链条肯定有暴力守着,你要去抢,靠什么?刚开始用打,打到被人怕,打到有名声了,就方便了,谁看你来都躲,所以要有名。那要怎么有名?就要狠,要敢,不过这个狠你自己知道要有度,如果打死人,被抓去坐牢,你也玩完了,等你出来你什么都不是,但如果不敢打,别人又不怕你,所以这是个技术活。”

   他组织了个打劫团伙,从打劫路人开始,打劫运钞车,打劫发廊,到后来,他觉得自己要做大一定要做一件有“品牌”效应的故事,于是,他决定干脆打劫其他黑社会的档口。成功上位后,他有一段时间要求手下干事要狠,时常带着三四个人袭击几十个人,果然,从那之后,他的地盘就扩张开了。“去谈判大家一说龙哥的,就先让了半分。”“其实黑社会不就是图利的,所以吓唬是很大一招,大家都混口饭吃,知道你狠就躲你一点。”龙哥最鼎盛时期,走到哪几十个小弟一路跟着,垄断这油尖旺闹市区的毒品生意。

在龙哥看来,帮派没有道义,就是个工具。“一开始帮派还是有帮助的,黑社会和警察之间一开始还有私底下的交往,犯了事,上面查到了,大家就商量了交几个人,挑一个轻一点的罪名。”不过随着后来警方的正规化,对帮派的这种依赖也不需要了。“就是各凭本事了,所以到后来,那些帮派大老根本叫不动人,所谓的帮派“祖爷”,也就挂个名,很简单,没有利益关系,黑社会老大更像是创意活了,谁有赚钱的思路,能养多少人,自然会有多少人跟。”“所以当你没本事找钱的时候,你就是一个烂人,在那等着自生自灭了。”

事实上后来龙哥,就是被他帮派的某个祖爷出卖了。“我和他一起干了个事情,当时一起逃,知道我和我老婆住哪的,只有他。那一天警察突然来抓,而他恰好不在,我就知道,是他把我交出去了。” 但龙哥也理解,“说白了就是利益,这样做对他有利吧。”他也不去追究,但他不得不报复,“一个是生气,一个是不报复回来,你的名气就弱了”。龙哥就叫人一起把老大的老婆给轮奸了,“那老大也不敢怎么样”,因为当时,龙哥贩毒,跟的小弟比他还多。“这就是黑社会。”

 

代价

 

睡醒了吸毒,吸完毒一起去砍人,然后分点钱,继续吸毒,睡觉。这是姜炳耀初入黑社会时期,很长一段时间里的生活,他像是被人用毒品饲养的杀人工具。

“那时候,每天要1千到2千左右买毒品,高峰期一天要6千多块。”也不只是姜炳耀,周围的弟兄都是这样,他们靠着老大们供给的毒品过这样的日子。生活麻痹到似乎没有任何知觉,“只是偶尔要参加弟兄的葬礼,才突然觉得有点奇怪,但也只是觉得有点奇怪,似乎不应该生活。”

为此他甚至学过“神打”:在所谓 “师父”的坛上面,把衣服脱光,然后身上画满朱砂,又要上香,有些师兄帮你念咒。两三个小时之后,师父就会拿着刀,真的砍到你身上。等做完这些后,他们就被送出去和别人砍杀。但那时候姜炳耀还觉得自己只是一种“孩子的游戏”。

只有难得清醒的时候,他会突然内疚。会想起,自己13岁,作为父亲开了个加工厂、家境不错的独子,整天争强好胜。“当时看着电影觉得黑社会大佬吸毒的样子很帅,同学有次搞来的一根,他犹豫了半天,接了过去”。然后从此,他知道就被那条后面的链条困住了。

他还会记起父亲那眼神。“那是我十八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在吸毒了,没钱,见到父亲拿了钱准备过年前给工人,就把这钱偷了,当晚买毒品吸毒,到澳门赌钱”。第二天父亲起床后发现了钱不见了,钱是准备发给工人,没有钱当然很着急,翻箱倒柜地找。“其实他猜到是我偷的,但是没有证据,也没有骂我,只是对我说如果我拿了就把钱拿出来吧,但是我坚持说没有。父亲没有办法,只有四处找人借钱。”第二天父亲回来了,他特地去买一些更加粗的铝管回来封住阳台窗户那些地方。“我们住21楼,骑楼有很多铁丝拦住,,其实父亲心里很清楚,根本不可能这样被偷走的,他故意这么做,是为了让我,让他心里好过些。但他始终说服不了自己。”他边装铝管,边转过头不断看着姜炳耀,一句话都没说。就是从那次开始,父亲开始放弃姜炳耀,“他没有联系过我也不找我。我找他们,他们也不理我了。”

如果不是八十年代后期,政府开始肃清,黑社会的生存空间没那么大,也不要这么多人,或许这样的生活还是会持续下去。“基本从88年开始,我常常不够钱吸毒,到处也借不到,才想着不能这么过了”。“而且旁边的弟兄和自己都陷入了困境,“我才想,要做点新生意了,他就拉了几个人,一起做起了高利贷生意。”

“转型”的阵痛让姜炳耀清醒过一段,他突然间想,此前是因为钱赚得不够。无法掌控毒品,如果他能买得起毒品了,就能保持清醒,然后赚够钱,买栋带泳池的别墅,像当时许多转型的大佬一样,去做影视和金融投资。

那是姜炳耀在加入黑社会后,第一次觉得能掌控命运。别人是靠暴力,姜炳耀靠聪明,他判断赌博业是一个地区有钱之后必然兴起的行当,拉了一伙弟兄一起做起了高利贷。“我基本是用公司化的运作,他们都有各自的岗位,有两个专门帮我打理账目,我的钱是在他们户口里,不是在我的户口里的,我需要钱的时候才会去取。有两三个就专门帮我去收钱。有三个就专门去淋油漆、放火之类的。还有两个是不用做事的,如果警察找上门来我就把他们交出去。他们不用做事的,每天去夜总会、吸毒。他们是专门用来顶罪的。”

然而,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发觉,表面上是自己掌控住了,实际上,是自己又陷进去了。

姜炳耀第一次发觉自己真是“标准的黑社会”,是放高利贷后第一次放火。“按照黑社会的规矩,第一次不还钱是恐吓,到家门口倒大小便;第二次就锁门,喷油漆,如果到第三次还没还,就要放火了”。第一次他放完火,自己就躲回家,哪里都不想去。心里总是想,会不会烧死人,会不会蔓延到整栋大楼?“其实每次放完火,我自己很怕,生怕闹出大事来,而且看着那些被逼债的家人哭得那么惨,甚至还因此家破人亡,内心说真的很不好受”,“但黑社会要按照程序来的,要不会被人看不起,那就根本没法混了。”

那一刻,他突然觉得,自己似乎是被绑架了。首先是毒品绑架进黑社会,然后又被黑社会的程序绑架。

更糟糕的是,是那种心理的恐惧和空虚,“虽然当时每天可以赚的钱可以买美孚两间房,然而无论走到哪,随时可能被人伏击,所以一直很紧绷,我有好几次差点就被砍死。”每次从死亡边缘逃脱的姜炳耀,会一个人躲进房间,大量地吸毒,也因此对毒品依赖更深了。

这是一条摆脱不了的链条,“从加入黑社会开始,你失去亲情、失去信任、失去理智、失去良知,虽然每天都能赚十几万,带着全身金卡,金项链,金戒指和钻石的。然而,你明白你挣脱不了现在这种让你绝望的链条,你能做的就是吸毒,让自己像死一样。”

“其实世界是公平的,你要来多少东西就要另外的东西作为代价。只不过到后来我才知道,我并不想要付出那些东西,去换那些钱那些毒品的时候,我已经很难挣脱不了。”

 

遗憾

 

龙哥有几次做梦梦到母亲。梦中她躺在病榻上,不断喊着自己的名字——这是龙哥最大的遗憾,在母亲的将离世时,一次次表示想见他,而那时,龙哥正因为毒瘾把自己关在房里,用身体撞墙,撞得头破血流。

    龙哥自从14岁离家后就没见过弟弟,重逢竟然是在一次谈判上。他代表一个地区的组织,弟弟代表另一方。直到那时候,龙哥才知道弟弟也参加了黑社会。当然兄弟关系其实对谈判没有丝毫的影响,“谈判就是为了钱,钱就是黑社会的规则”。

     那次见面后,弟弟干脆就跟他混,两个兄弟一起打劫,商量好了混出点名堂光宗耀祖。却没想到,有一次抢劫银行出了事,警方追着通缉。“我和弟弟当时就商量了,谁先被抓,谁就顶主要的罪,这是黑社会,规则就是规则,没有所谓其他考虑。”被先抓到的是弟弟,他也没能逃脱。弟弟扛下主要的罪被判了七年,而他判了几个月就出来了。七八年后,弟弟出来了,龙哥去找他问他还要不要一起干,弟弟的精神却有点恍惚,反复说,他在监狱打死了一个人,那个人一直阴魂不散跟着他。龙哥不以为意,以为这就是一时的情绪问题,根本没上心。弟弟出狱四个月不到的一天,自杀了。

    殓房里,龙哥去帮弟弟收尸的时,其他家人都不在场,他在当时看着冰窖中的弟弟,根本不知道应该怎么想,就告诉自己“所以要混得高明一点,下次不要再被抓”。然而,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始终不时记起弟弟那惨白的脸。

    弟弟去世后不久,香港的生态又发生变化了,打劫已经不是好生意了,黑社会被逼到黄赌毒这一传统的灰色地带了。龙哥仗着他树立的危险和脉络开始贩毒。“那段时间很疯狂的,我住的地方,大厅里、卧室里全是海洛因,醒来就吸。”当时龙哥已经建构了一套体系,有人专门带毒品的,有人专门卖的,还养了几个人,平时供给他好吃好喝以及毒品,如果有出事,他们就当专职顶罪的。在那个时候,我一天赚的钱,就可以买美孚地区的两间房子。”“但那时候也感觉到内心总是空得慌,想不到自己还能要什么,但就是缺了什么。”

    贩毒终究还是东窗事发了,龙哥又一次进了监狱。等出来时,才发觉老婆已经抛下儿女跑了。龙哥带着儿女把老婆约在茶餐厅,谈了许久,老婆还是觉得这日子没法过下去,他带着儿女看着老婆帅身离开,女儿一直在身后叫“妈妈、妈妈不要走!”自己无能为力。“我第一次清晰地知道什么叫心痛,我也开始有点明白自己缺了什么?”“不是有人打你,但真的是万箭穿心”。“很多黑社会的人其实和我缺的是一样的东西”。

但生活的经济来源、朋友圈都是在帮派里。龙哥只是提醒自己,要对两个孩子好点,他坚持要和孩子一起住,这才发觉,原来两个孩子早把他像当仇人一样。“根本一句话都说不上”。

这样的生活一直过着,直到 2002年,龙哥知道自己的母亲患病在杭州治病,那是他最在乎的人了。“从小父亲就打骂我,我妈妈一直挡着,她对我是最好的。”当时毒瘾很深的龙哥,冒险带着足够量的海洛因,到杭州的医院去陪着母亲。母亲需要大量的输血,龙哥每天偷偷躲到一个地方吸完足够的海洛因,然后再去买一袋袋的血。“那血还是温热、温热的,我知道那是母亲的命。你知道捧在手上那感觉吗?”带得毒品不够了,龙哥不得不回到香港,而母亲也转到加拿大哥哥那边去住。回到香港没多久,哥哥打来电话母亲在加拿大病危了,加拿大的关不容易闯,他又控制不住毒瘾,一直在香港着急。知道母亲去世的那天,他又一次毒瘾发作,发疯一样不断撞墙,撞到头破血流嚎啕大哭,“我对着天上的母亲发誓,我一定不再过那种日子,虽然物质上要什么有什么,但太多遗憾了,那些遗憾像是在心里挖了一个个洞,什么都填不满。”

 

 “干涸的池塘”

 

出卖、内讧——这是七八十年代开始,香港黑社会的常有情节。一切事件的根源是,生存空间缩小了。

“政府成立ICAC就是个信号,那时候政府开始建立那些利益空间的秩序,一个个整顿过去,黑社会组织一点点推,推到最后,基本体系重新被政府把控了,大量组织解体,许多也没什么钱了,就开始用很不道义的方式。” “其实就像是池塘的水少了,为了生存下来,鱼就会相互攻击对方”。

“我加入那时候,还是很正经的举办了仪式,然后就叫你去打打杀杀,不过被砍到了,要自己去看病,自己掏钱。几次之后,大家也都明白了,就自己拉几个人一起,像施工队一样,自己去找项目找钱,比如有放高利贷的,有抢劫的。然后那些老大就只能用毒品去坑蒙那些更小的孩子,用毒品操纵他们做事”。

   心思敏感细腻的郑牧师并不是多么专业的黑帮分子,对老大几次做法的质疑后,他就不那么当真地参与帮派活动了。和他从小一起玩的一个朋友,在他的目睹中被砍死,直接触动着他想脱离。唯一的问题是,毒瘾成了把他捆在黑社会的一条绳索。“毒品又不是那种随便的商品,在菜市场都能买到的,它只能在黑社会的体系中买,一买,就又要和他们交往,然后买毒品的钱,一般正经工作根本负担不起,也只能套牢在这里。”

     郑牧师并不是当时唯一一个尝试自我拯救的人,在他尝试脱离的同时,也有另外一些如他一样清醒过来的到处寻找帮助,他看到许多人失败重新回去了,过几年就没了消息,“或许已经不在了。”成功了的那零星几个,都是选择了教会:“因为这是一个需要从头到脚彻底重构自我的过程。”而他们后来也和郑牧师一样开起了针对黑社会的教会。

     在他戒毒、走上神学之路的那几年,失去朋友的消息时常不经意地刺痛他。过一段时间,就听说从小玩到大,一起加入帮派的谁被砍死了,过几天,听说谁吸毒过量走了,又几天,可能又是谁自杀了。郑牧师没敢回去看他们,因为觉得当时的自己不够坚强,随时可能会被拉回去。

    在郑牧师看来,这些曾经和他一起沦陷在黑社会的人现在如果还不脱离,真是死路。“说白了,黑社会就是个利益组织。现在的利益不在这一块一块的土地,而是一个一个领域,比如金融、房地产什么的,这些靠暴力方式的黑社会成员其实已经是被淘汰的一群人了,他们现在可以说活在夹缝中了,很多人都想逃离,但是他们自己没有力量戒掉毒瘾,重新在这社会找生活逻辑。”他们就像即将干涸的池塘里,仅存的那几条,当年没有游到另外一片水域,而现在只能无力等着被晒死的鱼,虽然想上岸,但是在不懂得陆地之上另一种现实的生存方式。

 

“站在悬崖边救人”

 

   “当年和你一起出来闯荡江湖的人还剩下多少?”

姜炳耀伸出指头想一个个细数,然而想了许久,终于说:“似乎都不在了”。

如果说母亲构成了龙哥的内心力量,姜先生则认为“我的命是笃信教会妻子和神搭救的”。“但这整个过程太困难了,自我的力量再强大,如果外面的阻力很大,很多人还是过不去的。”

    姜先生就差点过不去:“我记得当时我去了家连锁超市面试,是一份在货仓搬运货物的工作。要填一张表,其中一项是‘你有否刑事记录’,那我就问经理,‘我昨天才出狱……那要怎么填?;他说,‘那不用填了,我们不会雇用你的。’当时觉得,好像没有容身之所,没人会接纳自己。再找第二份吧,坚持下去吧。听到周围有很多闲言碎语,‘看他什么时候又会走回头路咯,这样的人没用的了’”。

“你知道那时我的感受吗?我真差点重新拿起刀来。”最后还是靠他妻子守住。“她问我,‘你知道阮玲玉是怎么死的吗?’我说不知道。她说,‘人言可畏’,她就是为了这几个字跳楼自杀的。如果你因为别人的话而放弃自己,不是很不值得?”

 最后找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社会服务中心做杂工。“可能带有偏见,当时的上司整天 骂我,‘你到底会做些什么啊?!什么都不会做,真没用。’当时其实很生气的。拜托,我好歹也是个老大,你整天叫我做这种事,我已经很给面子你了,你还整天骂我”,“几次真的想打他一顿。又差点走回老路”。“为什么就不给个机会呢?为什么还要把我们往那死地推呢?”

郑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教会的意义,“我们是在和过去那段日子争夺生命,就像阿力,我能理解他为什么自杀,以前那种日子他真过够了,但他自己又走不出来了,他或许是绝望了吧,毕竟自杀是多么难的一个事情。”

   事实上阿力的死,就如同在教会这个平静水面里,投下的一块小石,每个人各自汪着一潭涟漪。第二天,龙哥也知道了阿力的消息,他一整天的焦躁不安,便自己跑到山里的戒毒园,去看看他现在对口辅导的张仔。

    张仔是龙哥劝到教会来的。虽然是当年一起厮杀的兄弟,然而彼此也很多年不见了。香港黑社会后来就是这样,一个项目一个项目找机会赚钱,不同项目拉不同人干,“所以没有固定在一块”,“再加上后来我开始脱离黑社会,自然就碰不到了”。去年龙哥偶然听说他的境况去看他,已经差点认不得:萎靡、潦倒、半身偏瘫。“他是用针管直接打毒品了,那些杂质赌在血管了,如果不截肢,流到心脏和脑部就会要了性命。”吸毒又被截肢,张仔失去了在帮派混的实力,生活因而得异常困顿。“其实他也是不得不戒毒了,这是唯一一条生路了。”

龙哥看着张仔,却仍旧想着刚刚失去的阿力。如果找不出阿力放弃的原因,张仔即使走过了戒毒的过程,即使也进入社会了,也可能走上阿力的道路。龙哥因此一直在琢磨自己的经历,看能否对比出,阿力到底缺少了什么?因为本质上,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龙哥也是在这个戒毒园里完成“新生”过程的。到这个教会前,龙哥尝试了各种戒毒的方法。“戒毒是容易的,几天就过去了,但是戒掉过去生活和毒品的心瘾是最难的,特别是那些曾经很辉煌过的帮派老大,总需要靠吸毒来回味旧日荣光。到这个教会来,其实是我给自己最好的一次机会,我想,如果连这次就搭救不了自己,那就别救了,该怎么死了就怎么死。”

     这个地方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龙哥觉得是彼此经历相同的温暖,还有互相理解的支持。“我记得一次毒瘾犯了,脑子一片恍惚的时候,他看到身边是一群和他同样刺青满身的人在清理他刚才的呕吐物,还有几个一直靠在他身边,仿佛告诉他,他们理解我现在的感受,因为他们也是这样过来的人。”

    “我那时候明白这个地方有什么我需要的东西了,那就是别人真正的爱,和真正你能理解到你的那种支持。和毒瘾,和过去三十多年的生活决断,靠一个人真的不行。”事实上,这正是郑牧师精心构建的链条。“我们每次帮助一个人走出来了,就会邀请他们留下来,帮助类似的人”,通过戒毒期间的辅导,和社会磨合“放养”时期的分享会,让他们“彼此相互搭救”。

    然而这也是条危险的链条,“这就像站在悬崖边,死命拽那些往下掉的弟兄,一不小心,自己也可能跟着下去”。“教会里就有义工,已经做了很多年了,因为某些事情的受挫,就复吸了,不敢告诉家人、不敢告诉教会,又不好意思回到黑社会,“毕竟前几天他还整天做宣导了,于是就自杀了。”

     龙哥突然记起,当自己完成整个过程,又在社会中从一个清洗厕所的清洁工,做到一个公司的部门老大时,郑牧师便极力邀请龙哥过来帮忙,当时郑牧师说,之所以找到龙哥是因为“你内心很强大的自我力量”。

是什么构成自己内心强大力量?那个下午龙哥不断问自己,才恍然大悟,或许是母亲逝世时,自己对无法挽回的遗憾的刻骨铭心,让他因痛彻心底而有了格外坚定的力量。那一刻龙哥也才明白,自己终究是个幸运的人,其实命运还是用伤痕的方式,给自己留下了能得以幸存下来的内心绳索。

 

 

尾声

 

郑牧师邀请我参加星期天举办的礼拜活动。

活动是三点开始的,郑牧师早早地站在门口,焦急地等一个个鱼贯而入的人。他们大都背上刺青、身材健硕,残留着当年的痕迹。郑牧师只要还没看到谁,就追着着急问,他去哪里了啊?没事吧?是找工作的问题?和家人吵了?然后拉着龙哥商量,是否一起去他家看看。

等人聚齐了,音乐开始响起,郑牧师还在焦急不安地一次次巡视,心里清点着到底多少个人、因为什么原因没来。事实上每周这个时候,郑牧师最为紧张,那像是揭开谜底的时刻,“我很怕谁又掉队了,他们可能会在各个环节上、因为各种原因掉了,一掉队很多就回不来了。”

按照一贯的程序,首先是集体祈祷唱颂歌,然后会是分享会。音乐声一响,这些黑社会成员们整齐地站了起来,跟着旋律大声地歌唱,唱到激动处,许多人向上纷纷伸开双手,似乎在迎接上帝的眷顾。还有的人唱到情绪无法控制,失声哽咽。他们回想到什么:失去的亲人?遇到的冷漠?无法弥补的遗憾?他们的哭是喜或悲?

身旁站着的那个身材矮小的郑牧师,此时低着头,皱着眉,轻声在祈祷着。他应该算清楚了,今天有多少人没来,关于这群人的可能命运,又一次次缠绕着他的思绪。

我知道他在担心什么,他担心这次没回来的那几个人,会否有人,选择和阿力一样的路。

“愿主护佑,这所有卑微的魂灵。”唱完颂歌,郑牧师这么祈祷。

 

 

(文中阿力和张仔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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